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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名:戈平 笔名:水穷云起 地区: 湖北武汉 行业: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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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是现实,和谐社会是理想。新闻传播置身于“世界风险社会”之中,媒体是再现风险的传播机制,也是规避风险的重要沟通渠道。 http://who.hust.edu.cn/personDetail.action?uuid=b026af82-639b-4903-803b-3172e8f1bf92
转:白岩松:你在哪个服务区?
白岩松:你在哪个服务区?
近日,白岩松发布了他的新书《幸福了吗?》,是《痛并快乐着》十年之后,对自己的又一个总结,以及跟自己内心对话的过程。比起《痛》,《幸福》少了很多焦虑、挣扎、痛苦,多了平常心和乐观精神。看来白岩松找到了某种支撑自己行动的内力。作为一个新闻同行,我读完之后感慨不少。
我对白岩松的印象本来不深,大学及毕业后读的是余杰、摩罗、王怡,崇拜的是江艺平、卢跃刚、沈灏,随着年岁的增加,以及新闻经历增多,才开始注意到白岩松。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我提到过名字的那些人,有的早衰了,有的转向了,有的幕后了,有的归隐了,有的种树了。而白岩松一直在那儿,潮涨的时候他在水面以下,潮落的时候人们才发现,他一直保持着某个姿势。这是个有耐心的新闻人。
在中国做新闻,有耐心,有一根强韧的神经,能经得起摧残很重要,必要的退却也同样重要。在恶劣的新闻环境里,品行高洁者、行动有力者往往遭到戕害,获下狱或下课,成为新闻行业的“先烈”,短时期内很难施展手脚。这样的人是多我的偶像,也代表着中国新闻界的良心,鼓舞着中国新闻人前行,如程益中、江艺平、李大同。但还有一种情况,即在敏感区边缘探路,得寸进寸,得尺进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必要时能够妥协甚至退让,以换取当未来到来时自己不缺席。有人立德,有人立言,有人立功,这属于分工不同。
白岩松大致属于后一种,他是一个职业的电视新闻人,为此可以放弃所谓的官位,而且在央视这个尺度保守的地方,能够逐渐打开一片言论天地。如果看几期新闻1+1,你会发现这是内地尺度最大的电视新闻评论节目,它经常能触摸到天花板,但又不会贸然捅破它,这是一种技术含量很高的游戏。
白岩松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异类,在央视和电视行里,他是一个敢言者,一个敢说真话的新闻人,而在另一种立场看来,他又是一个保守者,一个合作者,一个体制内的人。但在近年,至少在我的所闻所见,对白岩松的认同越来越多,原因在于他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的思考深度,和独立于体制的某种东西。
两年前,跟同事抽烟时想起一个问题,作为媒体人,为什么人生的路越走越窄?那段时间我执着于这个,见着同行就问,才发现这是我们的共同困境,几乎没有人能给出答案,反而跟我一起困惑。记得多年前白岩松也有此问,但我发现他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白岩松说,判断新闻业是否进步,是不是值得我们去为之付出的标准时,“是否有真正优秀的人才还愿意把自己的理想在这里安放;再比如,不管经历日复一日怎样的痛苦,仍然隔一段时间,就会在社会的进步中,感受到一点点小小的成就感。”“假如真正有理想有责任的新闻人,永远感受的是痛苦,甚至在领导的眼里,反而是麻烦的制造者,并且这样的人,时常因理想和责任而招致自己与别人的不安全,那么理想与责任可以坚持多久呢?”“如果走得太远,会不会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他仿佛没给出答案,但给出了找寻答案的过程。书里对十年来新闻大事的梳理和评点,每一个都体现了他的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一辈子做一个主持人,“做一个不顺从的群众,”“不能改变领导的群众不是好群众”等等,最终总结出了十二个字,“捍卫常识,建设理性,追寻信仰。”他给自己描绘出了一个新闻人寻找力量和幸福的路线图,并用行动去实践自己定下的路线。生活在一个又一个挫折里,对心理是一个巨大的考验,面对那些被拆迁的、被通缉的、被侮辱的、被损害的人们,白这种自我修复的韧性值得借鉴。而他对央视言论的奋力拓宽,即体现了坚持带来的力量,言论环境有涨有落,新闻之路并没有越走越窄。
《幸福了吗?》里面的一些观点,我有些完全同意,有些不完全同意,有些完全不同意,由于限制在此很难列举出来,但局部的分歧不能遮蔽整体的认同,对白岩松选择的属于他自己的方式,以及他为此做出的努力,我是持欣赏态度的。他一直在努力说真话,他从来不是一个“肉喇叭”,要知道有多少人在每天看着他说话啊,这一点很重要。
站队是国人的一种陋习,有人说白岩松是央视的人,“不在服务区”,不可能如何如何。这样的说法比较不讲理,在一个小圈子里划地为营,被迫或自我隔离的时候,是无法影响别人的。我欣赏三个人,并且认为他们做的事情分量很重,一个是笑蜀,一个是韩寒,一个是白岩松。一只健笔,一张利嘴,一块博客,可以影响到多少人?他们之间有显著的不同,但也有共同之处,他们从来不“说”,但他们“行”的成绩,远远超出很多人的想象。他们评点新闻,附赠思想的常识,把“改良主义,渐进式演进,反对暴力,相信时间的力量,多研究问题,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些理念科普给公众。我相信,持有这种理念并身体力行者,在国家媒体中远远不止白岩松一个,无论你在哪个服务区,只要做的事情牛逼,都是这个国家的推动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真正的行动者值得尊敬,这样的人也有很多,如那些编写中学语文教科书的老师们,他们从来不是浪花,他们是这个国家前行之途中沉默的河床。
CCTV2010上海世博会开幕式:上帝的视角,媒介的奇观?
世博会开幕式的N点 光影声色
视频: http://v.news.163.com/video/2010/4/4/E/V64KCN04E.html
航拍下的上海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满城流光溢彩,璀璨华丽、不愧为东方明珠。可那是上帝视角,处在其中的人类仰望这座水泥森林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感受呢?
抱怨无用,感慨多余……
1、董卿介绍完出席嘉宾后,全场观众起立等人。长时间无法声画对位,对号找人。可能是因为领导们年龄太大,步履迟缓,也许是中国特色,恭候成为必须。
2、前排空位很多,显得很没面子。
3、舞台右前方的有个固定机位拍摄人物近景,严重卡肩。差一点就没肩了。
4、明明有摇臂,但是肯定操作员跟导播关系不好,用的少之又少。那么大的场地,总是固定镜头切来切去,大格局大气场完全没有得到表现。
5、最莫名的镜头就是一个水缸的特写镜头。
6、最恶搞的机位就是郎朗表演的时候的大仰拍,看见他的胖腿多过金贵的手指。而且全面很长一段没有带手的全景/半景,让人联想电影中的借位。
7、庄严100分,热烈75分,喜庆感60分。
8、室外的灯光烟火效应,现场感肯定不错。基本上半个上海都能看见布满烟火灰的红夜空,电视上的海陆空三个角度,同时还加上现实时空的炮声,都四位一体了。整体感觉效果比室内的好。但是我比较关心的是那么大的LED屏耗费了多大的人力物力啊,但是基本没有起到什么特别的作用吗?除了大还是大,除了各个国家的国旗排排出来似乎有那么一点仪式感,其余的基本属于老调重弹,或者多此一举。秦俑上电视、上电脑、上LED屏都还是那个秦俑,将整个上海滩都铺上LED,将秦俑放大一千倍一万倍,除了让人嘴巴张大点,也形成不了真正的视觉冲击,中国传统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如果仅限于此种程度,难免让人颜面窃笑,高中课本上是怎么说电脑算命来着?!
9、如果很多摄影机位的问题是因为空间太大的缘故,那么算是科技禁锢艺术表现的一次例证吗?
BETTER CITY, BETTER LIFE.首先希望投入产生成正比,至少不要亏本咯。快点来快点走的文章已经被加密了,韩寒只有一个,但是雪亮的眼睛成千上万。
http://weixiuqing1984.blog.163.com/blog/static/19737402010330105147961/
让弱者同情你
让弱者同情你
《广州日报》
○陈全忠
试析迪斯尼动画片的生态文化传播
郭小平
《电视研究》2009年第11期
(见刊有删节)
http://dshyj.cctv.com/20091125/104168.shtml
【内容摘要】风险社会的生态议题日益凸显。传播的视觉转向与生态伦理道德的复苏,凸现了动画片生态文化传播的功能。动画产业形成源于美国,而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动画王国又与迪斯尼等公司的动画奇迹分不开。迪斯尼动画片的绿色寓意与生态叙事,在夸张和浪漫化的人物形象和故事讲述中弘扬生态文化与传播生态文明。
【关 键 词】风险社会 环境 动画片 生态文化 迪斯尼
在视觉传播时代,以直观形象出现的动画将形象文化推向了极端,并成为大众文化的主要内容,为媒介推动生态文化建设提供了便捷的传播方式。生态动画片,以影像语言形式、轻松幽默的语调确认了儿童乃至成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贯穿了对人与自然、社会的深层反思。这一方面,迪斯尼公司可谓典范。
一、迪斯尼公司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态主题
1.沃尔特·迪斯尼时期
沃尔特·迪斯尼提倡与自然保持友好朴素的关系,从《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灰姑娘》、《小鹿斑比》和《睡美人》中可以看出这种倾向。早期的迪斯尼影片展现了自然界田园诗般的美丽,可爱动物成了影片中男、女主人公的同盟密友。这些表现田园生活的影片,把自然世界描绘成远离文明世界威胁的圣地,虽悠闲却不一定是万全的避难所。影片宣扬了与大自然保持朴实无华的关系,如白雪公主和灰姑娘都悉心保护动物,关心它们生活的环境等。
2.迈克尔·艾斯纳时期
迈克尔·艾斯纳是环境媒体协会的联合创始人,他的工作更具策略性和自我意识。迈克尔·艾斯纳掌管期间,迪斯尼影片变得更加复杂,暗示如果人们尊重动物并意识到它们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的话,人与自然可以和谐共存。动画片从《森林王子》开始,延展到《狮子王》和《海底总动员》,有着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更为奇特的背景。
二、迪斯尼动画中的绿色寓意
以前,人们常常批评迪斯尼影片不够真实和迎合大众口味,未能做到以更能发人深省的手法,来充分发挥动画媒介的功能。其实不然,迪斯尼动画片人物的故事是能够唤起人们对有争议的环保问题的警觉性的。
剑桥大学英语讲师戴维·惠特利指出,迪斯尼影片中的可爱动物鼓励了几代儿童融入自然世界并保护自然,为儿童提供了有影响力的幻想,促使他们探究自己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影片以不同的方式教育人们要对自然怀有基本的尊重,激发了人们的保护意识并为环境行动主义打下了感情基础,关注自然环境的“白雪公主”和“灰姑娘”等也成为了儿童偶像。
英国泰晤士报网站曾刊文指出:《小鹿斑比》、《森林王子》和《风中奇缘》等迪斯尼影片在教育公众保护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37年的《白雪公主》到2003年的《海底总动员》,迪斯尼动画形象的故事使人们“清醒地意识到了备受争议的环境问题”,“尽管迪斯尼电影常常被视为不过是在逃避现实,甚至被批评是温和的民粹主义,但其中蕴含的关于保护环境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寓意被证明非常具有影响力”。
三、迪斯尼动画片的生态叙事与生态文化传播
在一个风险社会,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逐渐成为生态话题中备受瞩目的议题。这种生态伦理问题大多对应着人类对非人类生命的态度。“非人类”是指动物/野生动物。此命名倾向于生物学或自然科学意味,隐含了“人类中心”意识。
在迪斯尼半个世纪的历史中,以动物为主角的40部影片约占其作品总数的50%,“动物的功能多是传统的童话寓言等儿童文学中动物功能的承继——动物是人类某种品质的隐喻,以一种符号承担着某种伦理道德观念的传达。或者是在非人类模糊面目之下发出人类的声音,是人的角色的动物化,是赋以动物外形的人。”在这类动画片中,动物只是其中的一个道具,故事讲述的仍然是关于人类的故事。仅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问题的叙述,反映了一种“发展至上”、“人类中心主义”意识的繁盛,同时表征了生态意识的缺失。
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要求人们重新反思自身的行为方式,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建构区别于现代工业文明的新型文化,我们称之为“生态文化”。生态文化就是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这是人的价值观念根本的转变,这种转变解决了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生态化理论的形成,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逐步增加生态保护的色彩。生态文化是新的文化,需要大众传媒的广泛传播,提高人们对生态文化的认识和关注,通过传统文化和生态文化的对比,提高人们对生态文化的兴趣,保护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促进可持续发展。
对于“处在生存竞争中的本能生存”与“处在共生调制中的生态生存”矛盾的深沉忧思,把抽象的、不可见的矛盾斗争形象化,在夸张和浪漫化的人物形象和故事讲述中表达其人文主义与生态伦理困惑,也必然使动画片获得无数成年人的青睐。
(见刊后有删减)
[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科学发展观的风险社会与媒体的生态文明传播研究”(批准号:08CXW008)、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大众传媒风险建构的社会控制研究”(项目编号:2008q021)的研究成果之一。
[1](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1992年,第13页。
[1]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柯金良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0页。
[1](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第472页。
[1]参见(德)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载《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89-90页。
[1]张同道:《1998年中国电视栏目调查报告》,《当代电影》,1999年第3期,第97页。
[1]参见燕道成:《“成人卡通化”现象探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1期。
[1]陈舒平:《儿童电视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310-311页。
[1]朱清华:《动画全球化语境下的视听童话》(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19页。
[1]参见吕新雨:《故事·游戏·动物朋友——对儿童影视节目理论建构的探讨》,《现代传播》,2000年第3期。
[1]李中秋:《美日动画市场分析》,《中国电视》,2004年12期,第65页。
[1]David Whitley(2007).The Idea of Nature in Disney Animation.Texas:Ashgate Publishers.
[1]Mark Henderson,Walt Disney cartoons ‘contain secret messages on the environment’,The Times,
[1]戴锦华:《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202页。
[1]李玫:《迪斯尼动画片中的生态叙事——从<小鹿斑比>到<海底总动员>再到<熊的传说>》,《电影文学》,2005年第4期,第18页。
[1](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3页。
贾君鹏事件:媒介事件与社会的“集体记忆”
贾君鹏事件:媒介事件与社会的“集体记忆”
郭小平 王子毅
《今传媒》2009年第12期
【内容摘要】“贾君鹏事件”的引爆,不仅仅是网络媒体的社会化营销,也不只是无聊文化的“娱乐至死”,更触发与建构了社会的“集体记忆”,包括几代人的媒介记忆、童年记忆与乡村记忆。
【关 键 词】贾君鹏事件 集体记忆 媒体建构 新媒体
一、贾君鹏事件:新媒体“媒介事件”的典型文本
(一)“媒介事件”的概念演变:从卫星电视到新媒体
1992年,丹尼尔•戴扬与伊莱休•卡茨在《媒介事件》一书中将“媒介事件”定义:“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主要是国家级的事件”,是“电视仪式”或“节日电视”,是以一种收视状态为表征的具有公共领域性质的电视直播事件,并将媒介事件分为三类:竞赛(contest),如奥运会、总统竞选;征服(conquest),如宇航员登月、具有挑战性的出访;加冕(coronation),如皇室婚礼、就职与颁奖典礼等 。“媒介事件”涵盖了两种传播实践模式 :一是社会现实中发生的真实事件经过媒介的聚焦、放大、删减、扭曲等媒介化处理,形成媒介奇观;二是某些社会组织、政府机构、媒介单位乃至公众人物出于某种宣传目的,人为安排或导演某种事件在特定的时空发生,引起媒介的关注与报道,从而形成一个媒介事件。
2008年,丹尼尔•戴扬在《超出媒体事件:幻想破灭、脱轨、冲突》一文中,从“媒介事件”中发展出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理念——“表达性事件” 。这意味着媒介事件在其表达过程中既可有共识,也可以分化。传统媒介事件的表述主要以卫星电视为实证参考,互联网与电话的出现挑战了电视媒体的中心地位。“新公共空间的特征便是散布各式各样互相对抗的、不协调的影像” ,以及一些多媒体文本,共同型塑了新媒体时代的“媒介事件”。
(二)贾君鹏事件的媒介文本
2009年7月16日,在百度“魔兽贴吧”里出现一则名为《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内容空白的罐水帖。有网民冒充贾君鹏回帖恶搞:“我今天不回去吃饭,我现在在网吧吃饭呢,你帮我给妈妈说一下”。随后,网友通过文字的揶喻与嘲讽、漫画的夸张、即兴创作的音乐视频、图片的PS来“恶搞”该事件,从而引爆了网络舆论。在回帖中,大量网友还将网名改为“贾君鹏妈妈”、“贾君鹏爸爸”、“贾君鹏爷爷”、“贾君鹏姥爷”、“贾君鹏奶奶” 、“贾君鹏的同学”和“贾君鹏的班主任”等等,模拟相应人物的口吻进行回帖、恶搞与戏谑。只有标题的空帖在短短6小时内获得了39万多的点击率,超过17000名网友参与回帖。“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这句话在网上迅即蹿红。
在公众与网友的质疑与猜测中,北京一家传媒公司自曝,为了帮助一款游戏保持关注度和人气,他们制造了“贾君鹏”,该策划“总计动用网络营销从业人员800余人,注册ID两万余,回复10万余”,并由此获得6位数的利益。于是,一些舆论针对媒介事件的“投机”、“欺骗”展开了反思、批评与批驳。而另外的舆论则认为,公司通过炒作提高了知名度,网友通过参与排解了无聊与寂寞,看客们则观赏了一幕活剧,网络将“无聊”炒作成了一次公共文化事件。
二、贾君鹏事件与“集体记忆”的媒体建构
在魔兽吧里,对于很多玩家而言,“×××你妈妈喊你回家××”之类的句式并不陌生。每年高考、母亲节等时候,在“魔兽世界”的一些公共贴吧或是社区聊天室都会多次出现“×××,你妈喊你回家,你已经通宵多天了”等“故事”。这些故事最初也许就是某个找不到孩子的家长在网上的真实声音,但后来逐渐演变为网友的“恶搞”。
“恶搞”(KUSO)最初由日本传入台湾,再经网络传到香港,继而扩散至内地。“恶搞”一族利用图片、视频剪辑等技术,借助网络传播和民众参与,形成以爆笑、搞怪、恶作剧为特征的、创作风格。“恶搞”中的颠覆性嘲弄、精神的无政府状态以及民粹主义式的气质,满足了人们对“权力——抵抗”二元话语的后现代想象 。
“贾君鹏事件”承袭了传统的“恶搞”元素与无厘头的文化精神,已经由对游戏痴迷深入社会文化与受众的心理深处。贾君鹏事件由此策划成功并具有重要的文化反思意义。本文无意探究网络媒体的社会营销与新媒体时代的“恶搞文化”,而是想反思其背后的文化意义。
(一)媒介事件与集体记忆
法国人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概念。集体意识是指“由社会成员在保持个性的同时,在交往中因共同利益、共同需求的共同价值评价等而形成的共有思想观念。” 哈布瓦赫认为记忆不仅是个人的,更源自集体;集体记忆定格过去,却由当下所限定,且规约未来。审视社会与个人如何保存和重现记忆,绝对脱离社会记忆的个人记忆几乎没有意义的抽象,反之亦然 。
人们从社会中得到记忆,也在社会中拾回、重组这些记忆,集体记忆依赖媒介、图像或各种集体活动来保存、强化或重温 。广播电视的声音与影像、报刊的文字讲述、互联网上新闻与历史的链接、纪念碑与博物馆里的历史印记,都成为构筑集体记忆的重要媒介。
在哈布瓦赫看来,不同的集体或群体就会有不同的记忆,这些不同的记忆都是由各自的成员经历较长时间建构起来的 。同样,传播学者丹尼尔•戴扬新近也将“媒介事件”的概念发展为“表述性事件”并强调这种表述是共识与分化并存。对“贾君鹏事件”这一“表述性事件”的解读,除了事件本身的网络营销与恶搞文化,还有潜隐于数字社会的“集体记忆”。也正是这种“集体记忆”促进了网络营销的效果,更增加了数字社会的反思力度并促进社会的“黏合”。
(二)贾君鹏事件:“集体记忆”与媒介文本的“互文性”解读
网络世界的语义进化速度超过了现实世界。“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一个“贾君鹏”,一个“你妈妈”,既是贾君鹏的妈妈在喊,又是其他人在替贾君鹏的妈妈在喊,既是喊的贾君鹏,又是喊的所有类贾君鹏,既是喊“回家吃饭”,又是问“你在哪儿”。这是以网络的方式延续着西方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思潮的呼唤。媒介的文字、声音与画面,触发了受众沉睡的怀旧情结,激活不同阶层人士的集体记忆,开启了自发性的诗化童年运动,寄托了后工业社会或新媒体社会乌托邦式的诗意。
新媒体时代的电子超文本正改变着我们的社会生活。波斯特认为:“后结构主义的理论价值在于,它非常适合于分析被电子媒介的独特语言特质所浸透的文化。” “互文性”就是这一主张的重要体现。法国学者朱莉叶•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又译为“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旨在强调任何单独的文本都不是一种独立自足的结构,文本的意义产生于文本间相互参照、交互指涉的过程中。
新闻媒介“互文性”,既指一种跨媒介的文本循环或多媒体的互文生产,又指新闻媒介文本间的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为因果、互为源流的交融过程 。在“贾君鹏事件”中,网络、广播电视与报刊由互文性机制产生的一种崭新的叙述和言说功能,将诸多异质的媒介文本整合为一种“拟故事”的结构形态,在“众声喧哗”中展现媒介的言说意图。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在用“互文性”分析电视的多义性时指出:电视多义性既指“文本建构时必然的庞杂性”,也指“不同社会地位的观众必然引发出的不同解释” 。这同样适用于网络媒介事件。
对于媒介文本的解读,离不开文本生产的语境。“互文性”解读更有利于还原发帖者的初衷。故事发表在一个网络游戏玩家聚集的地方,受众在解读文本时自然会联系到一个游戏成瘾的少年对母亲的折磨。即便如此,对这一文本的理解也出现多义化的阐释:有人铺叙了母子对话的内容,再现了少年的执迷不悟和母亲的无可奈何;有人认为它在影射游戏《魔兽世界》遇到的现实困境,也就是在交易和管制过程中对网友造成的伤害。
不仅如此,这一媒介事件的解读,除了立足于“魔兽贴吧”这一语境而言,似乎还有更为广阔的社会解读空间。对于那些没有“网瘾少年”问题纠葛的受众而言,这一典型的生活形态语言,除了指向沉迷游戏的少年被母亲呼唤的人生常态,更指向他们内心深处的情感记忆或社会的集体记忆。“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浸透了农业时代颇具乡愁感的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讲,“贾君鹏事件”所引爆的社会舆论内容极具生活典型意义和煽情力。
非常有趣的是,《海峡都市报》模拟班级讨论的方式采访了各位“同学”两个问题:(1)上一次,有人跟你说“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是什么时候的事?(2) 你妈妈是怎么喊你回家吃饭的?报道最后以“60后 我们的童年……很饿!不用喊就回家了!”、“70后 回我妈家吃饭,现在是过年过节的事儿!”、“80后 生活很拮据吃饭不容易”、“90后 我喊我妈 回家吃饭!”。
1、“喊”的语境:一句话的媒介叙事文本
在“贾君鹏”事件中,尽管首贴只有一句话,却是一个短小的媒介叙事文本:(1)描绘了三个人物:贾君鹏和他的妈妈,以及传话的朋友;(2)三个场景:孩子在贪玩,母亲在等候,朋友在捎话;(3)三种关系:个体、亲情和社会。这样的一个媒介文本,来自于大家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片断,却具有丰富的想象空间,也预示了受众丰富的阅听体验。受众对这一媒介文本可以做多角度的解读,既可以拒绝集体记忆将它标签为“文字垃圾”与“无聊的游戏”,也可以将它视为天真的童年、辛苦的生活、永恒的母爱等集体记忆的媒介再现,还可以将它视为数字媒体时代的社会化营销策略。
2、“回家吃饭”的文化意义
“贾君鹏事件”唤起了许多网民关于自己童年与父母亲情的记忆。西方曾经发起过“让父亲回家吃饭”人文回归运动。在中国,“妈妈”、“回家”意味着家庭,“吃饭”则是中国人最传统的生活用语。“回家吃饭”本是维系传统中国“家”文化的一根重要纽带。一声“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唤醒了深藏心底的温馨记忆。
传统中国格外强调母亲的概念,源于传统家庭观念中父亲与母亲的职能区别:跟父亲相比,母亲承担更多的情感需求。电子媒体时代,网络虚拟空间成为受众寻求精神寄托与身份认同的主要场所,传统意义上的“家”或“家庭”的职能逐渐弱化。但是,无论受众是否经历“回家吃饭”时期,或者是否处于传统的家庭结构中,对稳定的传统家庭模式的倾向意识就像基因遗传植根在人们潜意识中。“贾君鹏”事件的背后是普遍的社会失范而导致的焦虑。
三、“贾君鹏事件”:几代人的媒介记忆
“贾君鹏事件”就是由网络媒体的策划,激发了潜隐于网民内心深处的童年记忆与乡村记忆。作为一起网络媒介事件,“贾君鹏事件”所激发的社会记忆,是经由网络媒体传递的、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集体感受与回忆。
在一个新媒体时代,人们常常沉浸或迷失于网络游戏营造的虚拟世界中,“不回家吃饭”成为一个具有反思性的话语符号,不仅激发人们对“网瘾少年”、都市上班族或打工族的追问,更是触动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或乡村记忆。一句“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展现的是一幅与“家”勾连的温馨画面:母亲在城市的“筒子楼”前或在遥远乡村中的深情呼唤。这恰如“南方黑芝麻糊”广告中胡同里悠长的叫卖声,凝聚为一种情感记忆与“家”文化的符号。
“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是童年记忆中普通得令人忘却的话语,它不是某个时代的标志性语言,却是各个时代通用的普世场景。这些记忆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即媒介、图像、话语或各种集体活动来延续、重温或强化。集体记忆以文字、图片、影像等“再现形式”,以文本或话语的方式被建构。一方面记忆通过话语和语言来保存与延续,另一方面话语又是记忆的体现与彰显。
1、“贾君鹏”的父辈们:媒介匮乏时代的童年回忆与乡村记忆
虽然“贾君鹏事件”是个大规模群体恶搞事件,但不可忽视这句话对童年记忆的触动及诗性氛围的营造作用。
在一个大众传媒与物质双重匮乏的年代,电影与广播成为珍贵的记忆,电视才刚刚兴起,亲近自然成为那一代人的游戏特征。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多为现实社会的家族、邻居或朋友关系,自然美景、醇厚民风与童年游戏融汇成乡村记忆。男孩的弹玻璃球、顶山羊、抽陀螺、滚铁环、玩弹弓,女孩的捏泥巴、跳皮筋、踢毽子、挑竹签,填补了物质与媒介匮乏时代的童年生活。在原始游戏无比丰富的时代,“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成为长辈深情呼唤与绵长记忆的文化表征。无论关于“鸡犬相闻”的村庄,还是关乎城市的平房大院,最初做这些室外游戏的人,现在至少都已进入而立或不惑之年。
网络上一句“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触动了受众的童年记忆,体现了一种怀旧的主题,这种文化的价值造就了事件营销的成功。童年记忆在这里实际上就是一种集体记忆。它唤醒的是“贾君鹏”父辈们对农业时代颇具乡愁感的记忆,不仅激发了人们对于母亲和童年时光的缅怀,也意味着对温馨家园的渴望。
2、“贾君鹏”:“网络成瘾”与社会“碎片化”的电子恐慌症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城市的平房大院的拆迁改造,以及乡村电视媒介的普及与互联网的兴起,传统游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与如今五花八门的电玩、网游、时髦的滑板相比,20世纪50-70年代的童年游戏显得老土、简单。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游戏机(《超级玛丽》、《双截龙》、《侠客行》与《魂斗罗》等),到网络时代的室内“网游风”(《暗黑破坏神》、《劲舞团》和《魔兽世界》等)。曾经在孩子之间分享的那些廉价、不卫生而富有创意的游戏,如今已逐渐被网络所淹没。社会逐渐原子化,分裂成本质上不可沟通的孤单碎片,人们变成一群孤独的消费者。
现代性不断再生出个人的原子化、碎片化与社会的一体化的巨大矛盾。不归家的“网瘾少年”,成为一种社会疾患与现代媒介的问题症候,“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成为电子传播时代的伤心呼喊与伤感记忆的文化表征。
帖子的标题是典型的生活形态语言,它道出了沉迷游戏的少年被母亲呼唤的人生常态,然而又极具生活典型意义和煽情力。首帖与网络话语准确地把握了社会的心态,因而它对于推进娱乐狂欢与网络营销是成功的。“贾君鹏事件”虽然被指责为“假事件”的“娱乐至死”与公众狂欢,但是,它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唤起的是几代人的媒介记忆与童年记忆。
http://www.cddc.net/cnnews/sytj/cmjyf/200911/12008.html
注释:
[1]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麻争旗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
[1]刘自雄:《解析“嫌介事件”的内涵》,《辽东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1]丹尼尔·戴扬、邱林川、陈韬文:《“媒介事件”概念的演变》,《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年总第9期,第4页。
[1]丹尼尔·戴扬、邱林川、陈韬文:《“媒介事件”概念的演变》,《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年总第9期,第6页。
[1]郭小平、管玲:《2008年广电新媒体的监管融合发展与社会影响研究述评》,《今传媒》,2009第2期。
[1]刘少杰:《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5页。
[1][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毕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7页。
[1]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7年,第50-51页。
[1][美]刘易斯•科塞:《论集体记忆•导言》,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0页。
[1]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哗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13页。
[1]利萨·泰勒、安德鲁·威利斯:《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5-76页。
[1]John Fiske(1986).Television: Polysemy and Popularity.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3:391-408.
和谐社会、公民社会与大众媒介
《和谐社会、公民社会与大众媒介》
丛书名: 中国传播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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